晚自習的鈴聲剛落,教學樓后巷的陰影里就傳來悶響。高二(3)班的陳默蜷縮在墻角,校服外套被扯得歪歪扭扭,嘴角掛著血絲,而對面三個男生正用腳碾著他掉在地上的眼鏡,鏡片碎裂的紋路像蛛網般蔓延。這不是第一次了,從半個月前他拒絕替李昊寫作業開始,這種隱秘的暴力就成了他青春期里揮之不去的陰霾。
教導主任趕到時,巷子里只剩下陳默和一地狼藉。李昊三人早已翻墻溜走,只留下一句“多管閑事的下場”在潮濕的空氣里回蕩。陳默低著頭,不肯說半個字,額前的碎發遮住了眼底的恐懼,也遮住了那片不愿示人的脆弱。
這場看似偶然的校園暴力,像投入湖面的石子,在學校、家庭和社會的層面激起層層漣漪,而每一圈漣漪之下,都藏著中學生暴力現象盤根錯節的根源。
家庭:失控的港灣
李昊的家在城市邊緣的老舊小區,推開虛掩的防盜門,一股濃烈的煙酒味撲面而來。客廳里,父親癱在沙發上玩手機,電視里的槍戰片打得熱火朝天,母親則在廚房摔摔打打,咒罵聲斷斷續續傳來。“又去哪鬼混了?作業寫了嗎?”父親頭也沒抬,語氣里滿是不耐煩。李昊沒應聲,徑直走進自己的小房間,反手鎖上門。
這個家從未給過他溫暖,只有無盡的爭吵和冷漠。父親失業后變得暴躁易怒,稍有不順就對他拳腳相加;母親把生活的不滿都發泄在抱怨里,永遠在指責他不夠爭氣。李昊記得,第一次動手打人是在小學五年級,那天他被父親揍了一頓,心里憋著氣,就把同桌的文具盒摔在地上。看著同桌嚇得哭起來,他突然覺得那種壓抑感消失了——原來,暴力可以帶來掌控感。
從那以后,他開始用拳頭解決問題。在學校里,他拉幫結派,欺負弱小,看著別人對自己俯首帖耳,他才能暫時忘記家里的狼狽。父母對此要么視而不見,要么只是簡單粗暴地打罵幾句,從未問過他為什么要這樣做。他們不知道,李昊的暴力,不過是一個渴望被關注、卻又找不到正確方式的孩子,在黑暗里摸索出的扭曲出口。
和李昊不同,陳默的家是典型的“精英式教育”范本。父母都是企業高管,常年出差,陪伴他的只有無盡的補習班和永遠也達不到的期望。“這次考試必須進前十,不然就別想玩手機”“你要爭氣,不能讓我們失望”,這些話像緊箍咒一樣套在陳默頭上。他性格內向,不擅長與人交往,遇到問題習慣默默承受。
當李昊第一次向他索要作業答案時,他本能地拒絕了。但他沒想到,這會引來持續的欺凌。他不敢告訴父母,怕他們指責自己“不會處理人際關系”,更怕他們因此中斷自己的補習班;他也不敢告訴老師,因為李昊威脅他“敢告狀就打斷你的腿”。在家庭的高壓和校園的恐懼中,陳默漸漸封閉了自己,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。
家庭,本應是孩子最安全的港灣,卻在很多時候變成了暴力的溫床。要么是缺失的關愛和正確的引導,讓孩子在迷茫中走上歧途;要么是過度的期望和高壓的教育,讓孩子失去了反抗的勇氣和能力。這些家庭的傷痕,最終都化作了校園暴力的種子,在合適的土壤里生根發芽。
學校:失位的引導
陳默被欺負的事情最終還是傳開了,起因是他臉上的傷痕沒能遮住。班主任王老師找他談話時,他終于忍不住哭了出來,斷斷續續地說出了真相。王老師又氣又急,立刻上報了學校,并找來了李昊三人。
面對質問,李昊不僅沒有絲毫愧疚,反而滿不在乎地說:“我們就是鬧著玩的,誰知道他這么不經碰。”另外兩個男生也跟著附和,言語間充滿了不屑。王老師想進一步教育他們,卻被教導主任攔了下來:“快期末考試了,別把事情鬧大,影響學校的聲譽。讓他們家長來一趟,賠點醫藥費,這事就算了。”
就這樣,一場性質惡劣的校園暴力,在學校“息事寧人”的態度下草草收場。李昊三人只是被口頭警告了幾句,他們的父母來了學校,象征性地賠了點錢,說了幾句場面話,事情就不了了之。這讓李昊更加肆無忌憚,他覺得,只要不鬧出人命,學校就不會真的懲罰他。
學校作為教育的主陣地,在校園暴力的防治中本應扮演重要角色,但現實中卻常常存在引導失位的問題。一方面,部分老師缺乏對校園暴力的敏感度,將學生之間的欺凌行為簡單歸結為“小孩子打鬧”,沒有及時介入和制止;另一方面,一些學校過于注重升學率和聲譽,對校園暴力采取“捂蓋子”的態度,不愿深入調查和嚴肅處理,導致施暴者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,受害者的權益也得不到保障。
更重要的是,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嚴重缺失。大多數學校的心理課只是流于形式,沒有專業的心理老師,也沒有針對學生情緒管理、人際交往等方面的系統課程。像李昊這樣的學生,內心的憤怒和迷茫得不到疏導,只能通過暴力來宣泄;而像陳默這樣的受害者,在遭受欺凌后,也沒有渠道獲得心理支持,很容易留下長期的心理創傷。
此外,校園里的“小團體”文化也為暴力提供了滋生的土壤。一些學生為了尋求歸屬感,加入拉幫結派的小團體,而這些團體往往以欺負他人為樂,將暴力視為“勇敢”和“有面子”的象征。在這樣的環境里,暴力行為被默許、被美化,逐漸形成了不良的校園風氣。
社會:泛濫的戾氣